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它决定了国家共同体社会和政治共存的现在和未来。与此同时，它还启动了国家环境保护系统（SNPA）所描述的“前所未有且卓越的实验室”，“这将使我们能够在许多方面更好地研究人类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SNPA，让我们在危机与机遇之间展望未来，2020 年 5 月 11 日）。疫情已经摧毁了一切。
这一独特的矛盾是全球关于生态和经济政策及经济法的激烈争论的基础。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矛盾在于，引发此次疫情的人畜共患病似乎与气候变 马来西亚号码数据 化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密切相关。生态系统的破坏，加上某些食肉动物的灭绝，正在导致跨物种传播病毒的所谓“天然屏障”崩溃（Vidal J.被毁坏的栖息地为冠状病毒的出现创造了完美的条件，载于《科学美国人》，2020 年 3 月 18 日。这
些数据意味着人们承认，抗击病毒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流行病学问题和疫苗覆盖率问题：它代表了抗击气候变化及其所谓的“反馈循环”的一部分，其中涉及生物多样性，因此也涉及遏制新病毒的障碍。如果不果断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人畜共患病将会激增，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气候变化与传染病》，2017 年）所预测的那样。
从经济治理的角度来看，从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开始似乎很有帮助，该研究涉及来自世界各地中央银行、财政部、研究人员和智库的 231 名专家，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Hepburn C. et al.）等人协调。COVID -19 财政复苏计划会加速还是阻碍气候变化的进展？，史密斯学院工作论文 2，2020 年）。它试图将矛盾转化为经济复苏的建议。
出现了由四个维度构成的情景：国家在监管复苏投资方面的作用得到加强；将这些投资功能化，以适应环境兼容性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重新制定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关的能源基础设施背景下的劳资关系，因为它们更能“抵抗”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离岸外包，并且完全符合“逐步淘汰”化石能源的战略；针对气候变化引起的转变采取恢复与复原行动相结合的措施，不受地缘政治对资源使用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