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具有启发性，并且在某些方面令人惊讶。利兹·特拉斯（Liz Truss）退出市场不会让人不禁想起2011年的贝卢斯科尼，而保守党部长的轮番上任则更让人联想到第一共和国的政府。然而，至于经济指标，意大利的私人债务和公共赤字（扣除债务利息支付）均表现较好。引用英国《金融时报》的标题， “英国化？你希望如此”。从经济到政治，英国政局的动荡似乎比意大利更为严重。但最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政治精英为摆脱危机并为脱欧后的国家指明方向而做出的政治制度选择，看起来是典型的英国风格。
在最近一本旨在评估英国脱欧影响的书中，詹弗兰克·巴尔迪尼、埃马努埃莱·马塞蒂和我试图论证，尽管英国脱欧的背景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但其过程和结果都使英国的政治体系更加多数主义。事实上，尽管面临着非 丹麦号码数据 常强烈的紧张局势，但议会政党制度本质上仍然是两党合作的；多数选举制度改革尚未（重新）进入政治议程；尽管面临诸多困难，英国政府最终还是实现了“脱欧”，议会对脱欧实施的控制有限，而且至少在短期内，国家的单一制性质得到了重申。
如果说脱欧管理能力的（无能）使多数主义模式的某些要素受到质疑，那么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该模式面临着非常强大的阻力，但它却遭到了抵制（而不是韧性……）。威斯敏斯特模式在英国精英的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该模式的部分改革或在英国正在经历的危机时期对替代模式的实验甚至都没有被考虑。
确实有一些修辞的开端超越了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制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