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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进程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策略，也不透明，而且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愿望是获得更多领土和支持塞尔维亚的环境下，对话进程也远离公众视线。对西巴尔干六国采取过度以领导者为导向的做法，强化并合法化了西巴尔干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利用欧盟的公众支持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欧盟常常无法奖励进步，因为很难在其成员国之间找到共识，从而损害了其信誉。在欧盟推动的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对话中，政治领导人的参与而不是民间社会的参与阻碍了有效的民主化。在塞尔维亚，欧盟以领导人为中心的互动常常与对国家领导人的过分赞扬相伴而生。

间接支持能够保障稳定的强大人物的倾向在 全球数据 塞尔维亚的例子中非常明显。因此，由于贝尔格莱德是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和欧盟官员对该政权的“制度性”腐败和国内民主的有条不紊的破坏视而不见。贝尔格莱德赤裸裸的修正主义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武契奇所制造的一场闹剧的参与者，他们恳求一个显然对欧盟改革不感兴趣、并与俄罗斯、中国和匈牙利“战略上”结盟（越来越紧密）的专制政权。然而，欧盟却不断要求科索沃做出更多让步。

例如，科索沃​​试图在车牌问题上采取对等措施，塞尔维亚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并要求成立塞族市政当局协会，而此时阿尔巴尼亚族正遭到塞尔维亚全境“行政清洗”。博雷利和莱恰克的最后一次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德提案及其后续附件的口头协议。与2013年《布鲁塞尔协议》一样，该协议旨在寻求一项临时协议而非全面解决方案，谈判结果模棱两可、不具约束力、难以实施。